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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蘭夫:民族團結統一的典范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 瀏覽次 2019-09-06 00:00:00

  烏蘭夫(1906―1988年),生于內蒙古土默特左旗,蒙古族。1923年12月入團,1925年9月入黨,上將軍銜。曾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烏蘭夫長期致力于民族工作,在團結并帶領內蒙古自治區蒙漢各族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為豐富黨的民族工作經驗,為民族團結復興和祖國統一繁榮建立了卓越的功勛。

  “可貴的草原抗日第一槍”

  九一八事變之后,內蒙古東部盟旗相繼淪陷,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西部盟旗危在旦夕。在日本的策反和煽動下,蘇尼特旗扎薩克親王兼錫林郭勒盟代理盟長德王發出“高度自治”通電,自詡“成吉思汗第二”,宣稱要建立“滿洲國”式的所謂大蒙古帝國,意圖分裂國家。蔣介石為了緩和局勢,準許德王組織“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實現自治。德王在賣國求榮、出賣民族利益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日本帝國主義乘機挑撥蒙漢關系。中共西蒙工委密切關注局勢,就在這一危機時刻,主要領導人烏蘭夫化名前往,試圖說服德王。見面后,烏蘭夫直接點明:“蒙古族的事情應該由蒙古族人民自己說了算,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占據了東三省,又試圖占據內蒙和全中國?!钡峦蹀q解說:“我們蒙古族只有依靠日本人才能實現自治,他們給我們錢,也給我們武器?!睘跆m夫反復勸說,不能出賣民族利益,成為歷史的罪人。德王心意已決,堅決要投靠日本人。

  無奈之下,烏蘭夫轉而進行謀求軍事暴動,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派云繼先等深明大義的進步青年加入蒙政會保安隊,為他們分析當前局勢:“國難當頭、民族危亡,蔣介石不抵抗,蒙古族中也有一些敗類認賊作父,我們要和漢族同胞團結起來共同抗日?!边@些進步青年深受鼓舞,緊密團結和教育保安隊官兵,為暴動爭取大批進步力量。1936年2月,由烏蘭夫領導、云繼先為總指揮,發起了百靈廟暴動,1000多名保安隊員宣布脫離德王,通電全國,加入國民黨傅作義的抗日行列,烏蘭夫將部隊改編為蒙旗保安總隊。

  百靈廟暴動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非常高興。1939年,他親自下令召見烏蘭夫。烏蘭夫騎了三天三夜的馬,奔赴延安。毛澤東與他進行了深入交談,臨別時贈送給烏蘭夫一把馬牌小手槍?;厝ズ?,烏蘭夫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部隊進行改編整頓,稱新三師。這支部隊參照八路軍模式,有著完整的政治工作體系,是內蒙古最大、最先進的蒙古族部隊,也被稱為“不穿軍裝的八路軍”。百靈廟暴動被毛澤東盛贊為“草原抗日第一槍”,它推遲了侵略者的西進日程,打擊了日寇對內蒙古的侵略氣焰,鼓舞蒙古族人民反擊侵略、保家衛國的決心,成為爭取抗日戰勝利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一個人解決了一個共和國,是真正的單刀赴會”

  抗日戰爭勝利后,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形勢仍然較為復雜。由于長期的民族隔閡和溝通不暢,黨的工作還沒有充分滲透,蒙古族人民對國共兩黨都缺乏了解和信任。當地勢力重新建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發表《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與外蒙古積極聯絡,試圖內蒙外蒙合并自治。為了爭取東蒙地區的支持,中共中央成立東蒙工作團,趕赴當地開展政治工作,但困難和挑戰重重,工作一時無法開展。烏蘭夫臨危受命,單刀赴會,趕赴承德參加自治運動會東盟工作團和東蒙古自治政府的聚會。

  此次聚會是蒙古族的盛事,具有深遠的意義,是否能達成共識直接關系到蒙古族何去何從的問題。中共中央冀熱遼分局書記程子華一見面就握著烏蘭夫的手說:你來了,我們就踏實多了。烏蘭夫顧不得休息,帶領大家連夜分析局勢,研討解決的辦法。經過充分討論,大家一致同意烏蘭夫的意見,把工作重點放在小范圍、分批次、分步驟地與東蒙代表講事實擺道理做工作上,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出發,務必讓大家認清國共兩黨的區別,認清內蒙古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問題,認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問題,讓大家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內蒙古革命走向成功。經過深入、細致的溝通,烏蘭夫的舊交東蒙領袖特木爾巴根認清了形勢,打消了疑慮,由聯共黨員轉變為中共黨員,其他幾位主要負責人也逐步認同了烏蘭夫的看法。工作團代表的講立場、講歷史、講感情,深深地感染了東蒙代表,這次東西部會談達成一致,同意東西蒙統一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至此內蒙古東西部統一于烏蘭夫為主席的自治運動聯合會之下。1947年4月23日,烏蘭夫主持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并當選為自治政府主席。這次會議在內蒙古革命歷史上被稱為“四三會議”。5月1日,烏蘭夫宣布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權誕生。

  這次會議使內蒙古地區終于結束了混亂的分裂局面,烏蘭夫等中共黨員領導干部克服不利局面,爭取了難得的自治統一。周恩來稱贊烏蘭夫“一個人解決了一個共和國,是真正的單刀赴會”。上世紀80年代中期,烏蘭夫回憶起這段歷史,專門談到“它不僅促成了內蒙古民族的統一,加快了內蒙古革命的進程,而且也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為黨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的問題,樹立了榜樣,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