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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和”

文章來源:文匯報 瀏覽次 2019-08-02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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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禎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兼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中文著作有《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等,代表性論文有《孫中山致蘇聯遺書》《小說〈劉志丹〉案的歷史背景》等。

  石川禎浩教授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留學兩年,自研究生時期便開始研究中共黨史,是日本學界研究該領域的代表性人物,被中國學者稱為“日本研究中共黨史的大熊貓之一”。他考據史料功力深厚,10年著成《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該書出版后在國內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引起較大反響,書中觀點多次被該領域學者引用、討論。

  文匯報:為何說馬克思主義給20世紀的中國帶來了一場“知識革命”?

  石川禎浩:五四時期,各種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紹進中國,其中,馬克思主義將其綜合體系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馬克思主義出現于當時混沌達于極點的中國思想界,對于新文化運動以來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吃人的禮教”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婦女解放、科學的世界觀、文學革命、東西文明比較、振興實業等等錯綜復雜的諸多問題,馬克思主義通過唯物史觀、階級斗爭論以及革命完成后將出現共產主義美滿世界的預言,提供了根本的解決方法和對將要到來的時代的信心,從而引起了一場“知識革命”。在這個意思上,馬克思主義對于能理解它的人來說,意味著得到了“全能的智慧”;對于信奉它的人來講,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針”。在舊有的一切價值被否定、新的替代價值觀尚未出現時,馬克思主義的出現,無疑是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坐標。例如,被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李大釗,在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其著作一改從前晦澀難解的觀念性思維,變得簡明易懂起來。這不僅是因為其文體由文言文變成了白話文,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本身已經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的思考模式中展開,并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表述了。

  文匯報:您在書中提到,李漢俊曾將當時的中國社會狀態描述為“萬里荒蕪”。您為什么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結果,并且是建黨比較順利的?

  石川禎浩:李漢俊所說的“萬里荒蕪”并非指社會本身,主要是指文化方面,也就是說,在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時候,出版物很少。另外,李漢俊本人對于有多少人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心存擔憂,所以他才會說“萬里荒蕪”。

  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也如我在書中所說,在這樣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或者說解讀還不充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得到了很多外在的助力。所謂“天時”,一個就是日本出版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用日語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當時得以問世。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恰好日本掀起了社會主義熱潮,有很多關于社會主義的宣傳。

  所謂“地利”,則很容易理解。中國與蘇俄接壤,從蘇俄派來的秘密特使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中國活動。相比之下,警察組織對于在日本活動的社會主義人士的監視、控制就嚴厲很多。在日本,盡管有很多研究社會主義的學者、有很多工人,但是從蘇俄來的人會遭到嚴密監視,他們無法接觸到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在日本,社會主義研究可以順利進行,但是組織就難以發展起來。相比在中國,從蘇俄來的“密使”在日本根本沒有開展革命活動的空間。

  所謂“人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國,陳獨秀是一個很有威望的早期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而在其他國家,有很多不同的共產主義領袖,這反而會產生內部混亂,但中國只有一個具有權威性質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所以中國的很多共產主義者都信服他,愿意追隨他。所以,陳獨秀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第二國際”組織。當時,陳獨秀是受到“第三國際”的影響來組織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其他國家則因為和舊有的“第二國際”有過聯系,需要做出選擇――是回歸曾經的“第二國際”,還是加入新的“第三國際”?因此內部產生了不少分歧。而中國因為沒有選擇上的困擾,所以更順利地加入了“第三國際”。

  文匯報:根據您的研究,中國曾出現過多個以“共產黨”命名的組織,請問這些團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石川禎浩:由于統計方法的不同,中國具體產生過多少個“共產黨”,各家答案不盡相同。根據我的統計,在文獻中有過記載的“共產黨”組織有六七個。比如,1920年3月在重慶成立的“共產黨”;1920年由全國學聯的積極分子發起的“大同黨”,“大同黨”與共產國際的特使有過聯系,他們曾派代表出席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大會;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張民權組織的“支那共產黨”,也曾試圖聯系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還有,江亢虎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不久成立的很小的組織“中國社會黨”,由于后來江亢虎去了美國,該組織就不復存在了,但其在黑龍江的舊支部則于1921年派出代表試圖參加共產國際大會;還有上海的“少年共產黨”,就是原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2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如果由歐洲勤工儉學留學學生發起組織的、后來并入國內陳獨秀領導的共產黨的共產組織也算在內的話,就有7個這樣的組織。

  這些名義上的“共產黨”組織,其實對后來共產黨的發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需要知道的背景是,當時共產主義在中國十分時髦,尤其受到青年學生歡迎。雖然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不深入,但聽到俄國革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發動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運動,很多人都很興奮,爭相模仿俄國,以期改造中國。這樣,就有了很多借著“共產主義”名頭成立的組織,甚至還有由民國國會議員成立的共產組織。但由于陳獨秀的威望高,這些“共產組織”的影響力都很有限。